28/08/2026
1986年南韓發生了一連串令社會震驚且恐懼的「華城連環殺人案」。該年10月，警方在京畿道華城郡發現一名女屍，兩個月後，又有發現女子被害，這系列姦殺案件斷斷續續長達五年之久，被害人多達10人。警方除了從唯一一名倖存者口中繪製出兇手畫像之外，所有的辦案進度都一籌莫展。在南韓法令中刑事的追訴期是15年，距離最後一名被害者遇害，追溯期即將在2006年到期，警方仍然沒有破案，也就在這樣的社會壓力與聲浪中，南韓導演奉俊昊（Joon-ho Bong）決定根據這個真實的連續殺人事件及1980年的時代背景，拍出了他生涯第二部電影長片《殺人回憶》。
以驚悚類型片包裹著歷史與政治的暴力批判，《殺人回憶》這部特殊題材商業電影的出現並非偶然，往前可以推及1980年代光州事件以降的政治暴力氛圍，與1990年以降商業電影蓬勃契機的兩相結合，往後則開展出更多為人所熟知的真實歷史事件改編電影。
《殺人回憶》的電影英文片名Memories of Murder頗令人玩味，這裡的殺人回憶不是單數而是複數，意指整部電影就是圍繞在多方兇嫌的殺人回憶之上，但眾多嫌疑犯的無用口供與假口供，反倒讓警方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凶手。電影的故事線主要由兩位刑警來推動，一開始的辦案警官是案發當地的刑警（由宋康昊飾演），因為沒處理過這樣的大案子，他與同事的辦案手法笨拙，常常利用陳舊的辦案制度與拙劣的刻版印象尋找兇嫌，且不斷用暴力逼供無辜嫌疑犯的手法等；直到從漢城（2005年正式更名為首爾）來的高學歷刑警（金相慶飾演），他經驗老到不會破壞命案現場，經過縝密的被害人資料整理，歸納出女子遇害時都深穿紅衣，身上都遭到自己的衣物綑綁，而遇害的時間點都發生在下著大雨的黑夜中，兇手殺人手法類似，被警方證實是連續殺人事件。
《殺人回憶》的時代背景是南韓經濟高速起飛的1980年代，同時也是政治高壓的年代，《殺人回憶》片中有一段警方調度兩個中隊的駐軍前往華城戒備兇嫌再度犯案，卻因為多數軍警皆已被調派去水原市鎮壓而無法支援。1987年京畿道首府水原市的示威，與1987年6 月10日爆發韓國「六月抗爭」事件密切相關，眾人上街反對全斗煥的軍事獨裁政權，其導火線是該年一月初的大學生「朴鍾哲遭拷問致死」的民憤有關，這也是2017年電影《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張俊煥導演）的時代背景，而《殺人回憶》片中地方刑警曹容谷的暴戾形象，正是奉俊昊用來呈現那個時代刑求眾多嫌疑犯的威權寫照。
對於全斗煥軍事獨裁的政治暴力，真正的時間必須再往前推到1980年，1979年獨裁領導者朴正熙遇刺身亡，身為保安司令的全斗煥，獨攬軍政權，1980年5月17日全國擴大戒嚴。而5月21日發生的「光州事件」血案，總共有約兩百名學生及市民被殺，一千五百名受傷。最新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張勳導演）、《華麗的假期》（2007，金志勳導演）、《亂世狂愛》（又名《古老的庭院》，2006，林常樹）都是對此段真實歷史事件的完整呈現，此外張善宇1996年的《花瓣》、李滄東1999年的《薄荷糖》則有部分觸及此事件後來對主角造成的心理陰影。
光州事件之後的1980、1990年代，對韓國影業的影響有著深遠的意義，如前所述，一個是如前所述的政治性歷史背景，另一個則是的商業性的投資環境。1984年韓國電影市場開放，許多人發現投資電影的報酬率頗高，許多內如三星、LG、大宇等大企業願意投資電影界。1980年代後期，採取對進口影片每年25部的配額限制，保護國產電影有加。1997年的金融風暴，雖然大企業收手成立電影製作公司，但許多投資金主發現因為政府的「銀幕配額制度」，投資韓國電影反倒比股票市場或銀行存息更有保障，加上1999年審查制的廢除與分級制的建立（不過同年因為政府意欲取消「銀幕配額制度」，為數150多位的導演、演員和電影工作者的「集體剃光頭運動」，才延長此一制度來到了新世紀之初）。對投資環境來說更為重要的，是韓國電影振興委會（KOFIC）持續推出以政府與民間採特定比例的投資組合，因為有政府的分擔，業界更願意投資，也就再度推升了韓國電影騰飛的氣勢。
《殺人回憶》在2003年放映當時引起許多迴響，不僅在國內票房大賣，也在海外的商業市場表現亮眼，是南韓電影繼《我的野蠻女友》（2001）、《朋友》（2001）等片之後，再度將國內票房紀錄推向新高的作品，奉俊昊的商業電影導演地位正是在本片奠定。
除了原創劇本或文學小說改編，韓國電影的三大影業在21世紀皆有改編過真實社會事件的商業電影作品：集製作與發行於一體的CJ 娛樂（CJ Entertainment，簡稱CJ E&M）有《殺人回憶》（2003）、《華麗的假期》（2007）、《熔爐》（2011）、《軍艦島》（2017）、《1987：黎明到來的那一天》（2017）；樂天娛樂（Lotte Entertainment）有《亂世狂愛》（2006）和《希望：為愛重生》（2013）；Show Box則有《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2017）。我們可以發現，CJ 娛樂出品奉俊昊的《殺人回憶》這部片，可以說是少數相當早以商業電影格局拍出南韓真實社會事件的電影，並為往後許多南韓導演勾勒出一條具體可行的電影製作方式與創作發言條件。
距離1986年至今時隔33年，由於當年技術不足，警方在2019今年通過DNA重新比對，才發現了真正疑犯並重啟調查，「華城連環殺人案」水落石出，原來疑犯李春才早在1994年因他案早被關押至今，他在監獄向華城警方承認犯案。奉俊昊今年受訪時表示他在南韓媒體報導上讀到李春才獄友的採訪，該獄友說：「當監獄放映《殺人回憶》的時候，我們都看了」。
電影不僅勾起的受害者家屬的回憶，竟也能勾起加害者的罪與愆。電影能勾起對一個過往時代的政治暴力回憶，也能為未來勾起一部又一部尋求歷史真相與正義的新電影。在2018年德國導演賀克˙唐納斯馬克的電影《無主之作》象徵性地用受害者的畫作向加害者伸張正義之前，在2007年美國名導大衛˙芬奇以《索命黃道帶》虛構出主角如何鍥而不捨地長年追查已無法追訴的兇嫌之前，2003年，韓國就有了奉俊昊的《殺人回憶》。
（本文原收錄於《聯合文學》第424期2020年2月號「奉俊昊寄生上流」專題：徐明瀚撰文〈殺人電影，及其所勾起的回憶〉）
